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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校长梅贻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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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校长梅贻琦

鲁先圣

梅贻琦自1914年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梅贻琦晚年居住在美国和台湾,并在台湾新竹恢复“国立”清华大学。其夫人韩咏华,应周恩来之邀,1977年由美国回到北京定居,受到邓颖超的热情接待。宴请时,邓颖超特意请来天津狗不理的名厨师做了一桌天津菜。

八年抗战期间,梅贻琦仍是清华大学校长,并主持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务(任联大常委)。西南联大的存在和发展,在中国教育史史上写下了重要的篇章。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回到北平,梅贻琦继续担任校长,直到1948年12月北京解放前夕。在他任校长的17年里,清华大学得到长足发展,全校设有文、理、工、法、农等5个学院26个系,在校师生2400多人。梅贻琦于1955年由美去台湾,用清华基金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后扩展为新竹清华大学,继续出任校长。

回顾清华的历史,可以说,正是在他的领导下,清华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他的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的出长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具体的体现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

梅贻琦一生执掌清华,其“身教重于言教”及“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名言,直到今天,依然为世人所推崇,甚至对于今天那些热衷于建大楼、扩校区、上规模的大学领导者来说,更加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

在梅贻琦出任校长的时候,国内情势风雨飘摇,学潮起荡,尤以北大清华为甚。以清华来说,驱逐校长的运动可以说是此起彼伏,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清华的学生们的口号都是“反对×××,拥护梅校长”。梅贻琦为人重实干,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有一句话可以作为佐证,他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梅贻琦最看重的是真才实学。“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回忆。做教务长时,他实际主持了清华国学院的院务。他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先生。他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特别是陈寅恪与赵元任,“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华罗庚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先做小学教员,后为店员,被他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又破格从一位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而且被允许修习大学课程;破格被送到剑桥大学去“访问研究”;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而被聘为教授,这些都是在梅贻琦的亲自过问下实现的。

他的治学严谨是出名的。盛传梅贻琦时的清华有三难:进校门难、读学分难、出校门难。任何一门课,59.99分的成绩也要重读,没有补考,然而绝对公正。

梅贻琦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诵。他的同仁回忆说,有一次梅贻琦表示,“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

梅贻琦一生执掌清华,让人更加崇敬的不是他当校长的时间之长,而是他无论在世还是作古之后,竟然从来没有人听到过关于他的一句谤语。

时人常言:“诸君子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梅贻琦在身后赢得的却是“翕然称之”、“胥无异词”。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先生在“比较广泛的材料收集和研究的过程中,一直抱着苛求的心理”,搜寻人们对梅的“异词”或“谤语”,但却一无所获,证明了世人对梅贻琦“翕然称之”、“胥无异词”所言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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