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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2月:“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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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和陈独秀

来自:微信公众号“东方红啦”

1920年2月,临近旧历年关的一个凌晨,一辆带篷的骡车,从北京朝阳门驶出,急匆匆南下而去。

车上有两个人,坐在车篷里的那位,头戴毡帽,身上的背心油光光的,看上去像个“掌柜的”。坐在车把上的这位,微胖的脸庞蓄着八字胡,戴着副眼镜,拿着几本账簿,像是随掌柜收账的“账房先生”。

一路上,遇到打尖儿住店的事,“掌柜的”几乎不说话,全由操着一口乐亭话的“账房先生”应酬。这二位身份可不一般,“掌柜的”是41岁的陈独秀,“账房先生”则是31岁的李大钊。路上,他们商谈了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事情,由此流传下“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一段佳话。

陈独秀、李大钊两个人秘商如此机密的事情,外人又是如何知晓的呢?

这是革命先驱李大钊,定格在人民心中最后的形象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英勇就义。24天后,5月22日下午,北京大学教授高一涵在武昌中山大学“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上,对着学生、教职员和各界群众代表,充满感情地发表了《报告李守常事略》:“······时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出狱后,与先生同至武汉讲演,北京各报均登载其演辞,先生亦因此大触政府之忌。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

有人根据《胡适遗稿及密藏书信》考证,1920年2月高一涵正在日本,他怎么会知道“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件事呢?

原来,高一涵与陈独秀、李大钊的关系非同一般。

高一涵(1885—1968)

他和陈独秀都是安徽人。民国初年,在日本他俩同是《甲寅》杂志编辑。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后,高一涵是主要撰稿人之一。两人交往密切,相知甚深。高一涵与李大钊都是留日学生,曾共建“神州学会”,同为《民彝》杂志编辑。入职北京大学后,两人都是政治学教授,曾联手开设“现代政治”讲座,可谓过从甚密,志趣相投。

1963年,高一涵回忆说:“李大钊回京后,等到陈独秀从上海来信,才向我们报告此行的经过。”可见,“相约建党”之事,是李大钊事后不久告诉高一涵的。

不能简单地说孤证不能为凭。当年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朱务善,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曾回忆说,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路上,大钊同志也与他商讨了有关建党的问题”。

北大红楼和李大钊同志的工作室

从1920年陈独秀、李大钊文章书信往来,特别是后来李大钊推荐共产国际代表去上海面见陈独秀,张国焘在陈独秀、李大钊之间传递信息,以及上海、北京两地遥相呼应的建党历史来看,“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段建党佳话是可信的。当年就曾有人赋诗赞曰:

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

独秀孤松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

作者:刘岳,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办二级巡视员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0年第2期

责编:金蕾蕾

网编:宋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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